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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史
 

2008-10-23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史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

1995年,在民建成立50周年的前夕,民建中央编辑出版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五十年》一书,为我们组织会史的学习提供了一份很好的资料。

民主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断地挑动内战,竭力维护独裁反动统治。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中国究竟往何处去?这是社会各界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为了争取国家的光明前途,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和平建国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的影响下,由部分爱国进步的知识界和实业界中上层人士,出自于爱国主义与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立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要求,共同发起组织政团,定名为民主建国会。筹备组先后经过20余次集合商议,草拟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和《民主建国会章程》主要文件,成立了筹备干事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市白象街实业大厦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前发起签名的有134人,出席成立大会的有93人。大会选出黄炎培、胡厥文等32人为第一届理事、彭一湖第19人为第一届监事。在民建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选出常务理事11人,当时常务理事会为最高领导机构。会议还通过了上述文件。这些文件提出了当时民建会对时局的看法,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立场。概括起来就是要求民主、要求建设。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揭示了会的宗旨。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袖、创始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职业教育家。

黄炎培(1878年—1965年),江苏川沙人。1917年,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他明白地宣告:职教社的唯一信仰,就是“爱国、报国”、“一切一切靠的是中华,一切一切为的是中华”。他提倡“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中华职教社在办学初期,一无经费,二无场地(校舍),靠的是他和他的同仁多方辛劳奔走,积极筹措资金。中华职业教育社从开办到新中国成立,先后建立了七所职业学校,发行120多种书刊。他在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北洋军阀政府先后两次任命黄炎培为教育总长,他均坚辞不就,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者和创始人。

1945年2月,黄炎培等人应中共中央的邀请,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欢迎。在访问期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兴衰周期率”问题。黄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不敢松懈,只有人民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脍炙人口的精彩对话,不仅在过去,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都是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的。

黄炎培曾任民建中央第一届、第二届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胡厥文,是民建创始人之一,爱国民族工商业家,继黄炎培之后任民建中央主席。

胡厥文(1895年—1989年),江苏嘉定人。26岁那年,在上海创办新民机器厂,由于不断吸收新技术,企业从一个发展到五个。1927年发起成立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胡任主任委员。青年时代的胡厥文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走的是“实业救国”的道路。1932年,“1•28”事件爆发,他发动上海工商界为抗日十九路军赶制武器和弹药,支援上海守军坚守阵地抵抗日军入侵。从这个时候`起,胡厥文蓄起长髯以示反帝救国的坚定意志。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为了服从抗战需要,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他组织动员江、浙、沪、宁百余家工厂迁往大西南,他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其间经历千辛万苦,他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在经济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内迁工厂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了。胡厥文本以为这下子民族工业有了出头之日,哪知道日寇刚走,便来了大批美国洋货,国货受到冲击,奄奄一息的民族工业更是难以为继。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扶植民族工业,反而落井下石,竟然取消民营企业的订货合同,还散布“你们振兴民族工业有什么用?你们的这些废铜烂铁有什么用?子孙的东西向美国去要好了。”中国民族工业处于危难之中。当时中共中央在重庆设有西南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经常邀请民族实业家在“特园”举行茶话会。周恩来向他们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他们分析不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不解放,民族工商业就无前途可言。胡厥文从自己早年的坎坷经历中验证了周恩来的话,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实业救国”之路,思考中国的出路。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在“特园”的一次招待会上,胡厥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协商解决问题,非进行武装斗争不可呢?”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共产党如果没有军队,不进行武装斗争,恐怕早已被国民党杀光了,哪还有什么共产党呢?”毛泽东的回答道破了胡厥文心中的疑团。

抗战结束后,胡厥文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毅然投身民主运动洪流。他和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底胡厥文曾率领上海工商界人士代表团,赴东北、华北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了东北革命老区摆脱战乱以后,在短短的时间里,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私营经济也得到了保护,并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返沪后,胡以此为例,说服工商界人士解除顾虑,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照《共同纲领》指引的道路走。胡厥文对经济建设十分关心。他任民建会领导期间,一次他在江苏常州考察,了解到工厂企业在机器设备维护保养方面存在问题,他提出了意见,并且当面报告邓小平、陈云和胡耀邦同志,胡批示:“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90,关心国家兴旺发达,溢于言表,值得我们重视。”

胡厥文,曾任民建中央第三届、第四届主席,上海市副市长,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民建创始人还有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孙起孟等人。

民建会成立以后,以民主和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一起积极投入了反内战、保和平的民主斗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民建会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发动内战尚需要一段准备时间,以便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假惺惺地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谈判。谈判历经48天,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双十协定》。其中提出“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然而,在协定签定不久,蒋介石就露出了他的反动嘴脸,发出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总兵力达190万人,悍然发动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需要团结各界民主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政治协商会议内外斗争结合起来。民建联合23个单位发起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不到两个星期时间内以协进会名义连续举行8次民众大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和中共代表进行演讲。演讲会的听众一次比一次的多,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在8次报告中,国民党都派出特务进行骚扰破坏。当第六次大会,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放爆竹,扔石块、木棍向台上打去,会场秩序大乱,不少群众受伤,王若飞被特务包围谩骂。大会新闻处负责人李学民被殴打受重伤。黄炎培在重庆住宅遭特务搜查。因为后几次民众大会在沧白堂举行,历史上称为“沧白堂事件”。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刚闭幕,国民党悍然撕毁协议。面对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协议的行为,民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建为了巩固和实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会同协进会等20余团体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大会。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出席讲话,大会推选郭沫若等20余人为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大会总指挥。大会一开始,台上台下特务就大打出手。李公朴被一脚踹到台下,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施复亮受伤,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幸被胡子昂用车救走。郭沫若眼镜被打掉。马寅初不但身负重伤,连马褂都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也被追打,幸有10几位青年、记者保护他。主席团成员和群众受伤的有6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惨案”,又称“较场口事件”。

陪都惨案”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大会筹备会于当日下午分开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揭露了血案发生的经过。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赴医院慰问。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等11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新华日报、大公报数十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有的还配发社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战后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民建一些主要成员,尤其是民族工商界成员陆续离开了重庆。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迁到上海。此时的上海成了各民主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

面对蒋介石的扩军备战,上海人民掀起了反内战的群众斗争浪潮。民建会除了公开发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声明外,还积极参加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筹组上海各界请愿团,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的活动。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请愿。这次活动,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动员组织数万人前往欢送。上午7时,上海北站聚集了数万人,举行隆重欢送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民建准备了大卡车,高举民主建国会旗帜,高呼“要和平不要内战,要民主不要独裁”的口号,声势甚壮。当请愿团的列车开动时,列车上有暗派的国民党特务监视请愿代表。当列车到达镇江时,来了一伙身穿纺绸衫,脸色红润,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人,围住代表,要代表答应到南京不向政府“请愿”,而向“共产党请愿”,否则他们就要卧轨,代表们摆脱他们的阻拦后,列车继续西行。于当天下午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一下车即遭到数百名伪装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围殴,长达5小时。代表团成员阎宝航、马叙伦、雷洁琼等人被打伤,血流满面,钱物被抢,当晚11时才把伤员送到中央医院医治。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闻迅当即到医院慰问,周恩来对代表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还带去许多水果慰问,使大家深受感动。并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黄炎培、胡厥文从上海赶来也到医院进行慰问,并推举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南京下关暴行是反动派自重庆较场口事件以来,一连串有计划的反民主的暴行的继续。”要求严惩凶手,宣布永久停战,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

下关事件”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政府坚持内战、残暴镇压人民革命行动的反动面目,是当时和平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民建从这一血的事件中,更加清醒地认清了蒋介石蓄意进行全面内战的真面目,也使民建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可依赖的。

1947年上半年和夏季,国民党军队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中节节失败,解放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一面组织所谓的工商团体及各界人士和平运动,欺骗人民。一面疯狂镇压和平民主运动。5月,国民党中央社造谣说“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等组织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照中共意旨而行”。10月,国民党内政院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对民建会一些主要成员也加紧跟踪监视。这时民建会为了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民讯》也被迫停刊。民建总会成立临时干事会,为了隐蔽和对外联系,将民建会化名为民立公司,由民建会员、中共地下党员李正文联系和指导临干会开展地下斗争。临干会经常秘密举行集合,用聚餐会名义交流情况,沟通信息,商讨工作,并谨慎地发展会员。活动地点不固定,有时在盛丕华开设的红棉酒家、上元公司,有时在胡厥文、包达三、王民仲的住宅,以及各同业公会的会所等。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下面介绍三位烈士,他们都是建国前夕牺牲的。

黄竞武烈士

黄炎培的次子,毕业于清华大学,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当时是民建会主管组织工作的常务干事。上海解放前夕,黄竞武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秘密进行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偷运黄金、白银去台湾。二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1949年5月13日在上海突然被国民党国防部保安局逮捕。受尽酷刑,但他没有泄漏任何机密。5月18日凌晨,被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190号牢房后面的空地里。被害时年仅四十六岁。上海解放后,经多方寻觅,才发现遗体。肤裂肢断,惨不忍睹。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周总理、陈毅市长等都致电黄炎培悼唁慰问。他的遗骨安葬于上海川沙县烈士公墓。

姜化民烈士

当时任民建上海分会理事。于5月14日被捕。同月21日惨遭杀害。姜化民烈士,江苏沭阳人,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在上海中纺公司第十七厂工作。民建转入地下活动后,他坚守岗位,不屈不挠,工作一贯认真负责,深受会内同志钦佩。

郑太朴烈士

当时他任民建总会常务理事。1949年初他受中共的邀请转由香港去解放区。不意船抵港埠准备登岸时,突然发病晕倒,未及抢救去世。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郑太朴曾参加过共产党,任留德直属支部书记。后因参加第三党任组织部长,与邓演达同时被捕,被蒋介石判处死刑。经宋庆龄营救获释后,停止参与政治活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参加民建会筹备,起过积极作用。

民建会成立时,在成立宣言上表达了民建会自处中间的立场,提出所谓“不右倾不左袒”、“不偏向任何一端”,对各政治党派相互关系主张“相忍相让”。但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后,特别是重庆沧白堂、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事件,使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不右倾不左袒”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蒋介石要把中国引向黑暗,共产党要把中国引向光明。在两条路线、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民建必须作出正确的抉择。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五一”口号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很快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在上海的黄炎培早于5月2日获悉五一劳动节口号,曾与张澜等商议响应“五一”号召等事宜。随后又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临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举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同年11月,又推出了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3人代表民建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利诱下,青年党、民社党投靠了国民党,以后跟了蒋介石去了台湾。

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是民建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抛弃了《成立宣言》中的中间路线立场,自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民建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揭开了历史新篇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一)接受革命分工。1949年4、5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这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之时,5月2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邀请民建在北平主要领导成员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孙起孟等聚餐,讨论民建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根据民建1945年12月成立时主要成员是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特点,一致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民建以民族工商业者为骨干,包括公营企业者的方针。自此,民建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革命分工,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引下,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共做好民族资产阶级工作。

根据党派分工,民建在大中城市工商界中发展了一批拥护《共同纲领》的会员,重点吸收有代表性、有影响的民族工商业者,如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刘鸿生、吴蕴初等入会。中共应民建要求,推荐在金融工商部门工作的南汉宸、姚依林等参加民建,并担任领导工作。

(二)新中国成立后,民建积极参与人民政协和人民政权的工作。参与制订《共同纲领》,并将《共同纲领》作为民建会的政治纲领,参与政治协商,教育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改造,带动工商界人士爱国守法、依法纳税、支援国家建设,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争取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民建中央领导人和一批著名人士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孙晓村、盛丕华、胡子昂、胡厥文等分别担任了各级政府的领导职务。这标志着民建会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担负着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建设国家的责任。

(三)民建会员在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中表现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民建始终与中共和政府站在一起,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多次举行集会,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罪行,致电金日成首相,表示声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民建会员带动工商界参加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民建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代表人士还分批参加赴朝慰问团。发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据统计,北京工商界捐献飞机31架、天津38架、武汉44架、上海404架,其中民建会员捐献179架。

国民党反动政府留给旧中国的是一个烂摊子,生产萎缩、民生困苦、百业待兴,国家建设缺乏资金,财政相当困难。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发行人民折实公债的决定。民建中央和各级组织积极响应,参加各级公债推销委员会工作,踊跃认购公债,数额较大。如上海工商界共认购2670万分,占分配给上海公债总数的89%,其中荣毅仁代表荣家申路企业认购公债60万份。武汉民建会员李国伟、华煜卿代表中福新公司在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中,认购71亿元。1978年李国伟逝世后,发现他保存的公债券上都盖上了“支援建设、永不兑现”的图章。这是民建会员以爱国主义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在工商界发挥了骨干、带头、桥梁作用。

(四)配合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民建表示坚决拥护。为了推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任务,民建积极组织会员及其所联系的工商业者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帮助他们在思想上适应所有制变革的要求,在行动上配合政府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比较顺利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在这一过程中,民建组织发挥了“一教育,二代表”的特殊历史作用。一方面,教育会员和所联系的工商业者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带头、模范、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代表和反映民族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和要求,协助党和政府制订和贯彻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尽了自己光荣历史责任。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的。先是一个一个地实行“摘苹果”式合营,后来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摘葡萄”式的合营。上海最先申请带头公私合营的是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陈铭珊、汤蒂因等,武汉是童少生,天津是候德榜、李烛尘、李承干等,北京是乐松生等。通过他们的带头和现身说法宣传公私合营的好处和作用,使许多尚未合营的会员和工商业者消除了种种顾虑,纷纷提出合营的申请。

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在颐年堂、怀仁堂座谈。他在讲话中系统阐明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殷切希望民族资本家认清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了解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步转变到新制度。工商界代表人物对毛主席亲自出面做工作很感动,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指示,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带动广大工商业者共同前进。

对资改造工作每前进一步都伴随大量思想问题和各种政策问题。民建配合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做好工商界家属工作、发挥工商界家属的特殊作用、组织各种学习。在实践中积累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好经验,提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长期以来,这一口号深入人心,在广大会员和工商业者中发挥了广泛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实行正确的和平赎买政策,也就是用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来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五)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民建会被迫停止活动,许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民建会员及工商业者在劫难逃。被抄家、被揪斗、关牛棚,房子被占,人格遭到侮辱。有的甚至被殴打,戴高帽游街。民建、工商联机关被勒令封闭,停止办公。民建会一些领导成员被勒令回原企业单位参加劳动。文革是一场大倒退、大内乱、大浩劫。民建会员、工商业者及高级知识分子遭到了空前残酷的迫害和创伤。据上海市不完全统计,两会成员中被涉及冤假错案的达3276人。其中迫害致死的共20人,致残的14人,遣送回乡33人,隔离审查56人。连已故民建领导人盛丕华及黄竞武、姜化民两烈士的墓地也被毁,墓碑被砸。浙江省民建领导人唐巽泽等同志都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在这十年漫漫的黑夜中,民建会员及工商业者身处逆境,“但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段话是邓小平同志说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系统地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多党合作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有人称之为“第二个黄金时期”。这期间,民建主要工作是:

(一)做好恢复组织工作,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

一是把文革中遭到破坏的民建各级组织恢复起来,把会员联系起来。二是协助党和政府落实统一战线各项政策。先后对11715名两会在职成员的情况作了全面了解,根据政策情况和成员的具体情况,对需要调整安排的2822人提出了具体安排意见,得到了妥善处理。对在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中,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本属于劳动人民范围,从原来的资本家阶级中区别开来。对于会员在“文革”中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协同有关部门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积极提出意见,得到了改正和平反。文革中被查抄去的物资、存款,被扣发的工资、定息以及被冻结的存款,被侵占的房屋得到了发还。卸掉了多年来压在身上的沉重包袱,调动了他们及其子女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二)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

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我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是对民主党派所作的历史的、科学的结论,极大地调动了民建会员及其所联系的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大家说,想不到还有今天这一天,对“脱帽加冕”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民建工作重点也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民建制定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积极探索和实践,开展以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为四化服务的活动,发挥了民建特点和优势,调动和发挥会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经济咨询服务方面,民建协助政府广开门路,搞活经济,扩大城镇就业,全国成立了8074个咨询服务机构,2万多成员参加,自办协办集体企业3344个,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人。有组织地开展各种专业、专题调查,提出建议意见,受到中共、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咨询服务工作,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尽早脱贫致富。

在工商专业培训方面,民建为适应社会需要,广泛开展工商专业培训,为国家企业和社会培养各类有用人才。如举办业余学校、短期培训班、巡回讲座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培训对象从待业青年、在职职工发展为到乡镇企业、少数民族、军地两用人才服务,范围越来越大。民建、工商联办学多数是在“三无”(无资金、无校舍、无教师)条件下白手起家的,他们的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精神受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好评,不少学校被评为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

(三)学习贯彻中央14号文件,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新的里程碑,有力地促进了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的发挥。民建各级组织根据文件精神和民建四大、五大的要求,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活动,围绕改革与建设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重大建议;有的以民建中央名义,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有的以意见书形式,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内容有《把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心环节来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关于当前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建议》、《关于加快西北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关于加快长江中游——华中地区开放开发的若干建议》、《关于三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于严格控制公款购买小汽车,加强廉政建设议案》等等,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

在参政议政的同时,民建中央推动地方组织以多种形式,积极开展了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活动。如1991年,为质量、品种、效益年献计出力活动,全会二百多个地方组织、三千多个基层支部、数万名会员迅速行动起来,提建议、献良策、办实事、作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还有在贵州毕节地区、广西百色地区、河北丰宁地区开展扶贫活动,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成效显著。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传播新兴科学专业知识,培养高层次新型建设人才,民建各级组织还举办大量现代化管理方法培训班和企业经营管理讲座。如国有资产评估、特区投资环境、股票证券知识等讲座,举办了高层次经济问题研讨班,开展涉外经济所需的业务培训和大学的后续教育。

(四)在发挥参政党职能的同时,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民建组织得到了发展。

建国以来至今,本会曾召开8次全国代表大会。1955年4月在北京,民建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18人,代表43个地方组织的七千多名会员。大会选出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57人。一届一次中委会议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48人,主任委员是黄炎培。1959年12月在北京,民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次大会是与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大会在北京同时召开。民建代表459人,代表135个地方组织23900多会员。大会选出民建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69人,二届一次中委会议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47人,主任委员是黄炎培。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于1979年10月在北京同时举行。民建代表361人,代表着18339名会员。大会选举民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5人。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66人,主任委员是胡厥文。民建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商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于1983年11月在北京同时举行。民建代表500人,代表着192个地方组织26372名会员。大会选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86名,四届一次中委会议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57名,中央委员会主席是胡厥文。民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8年6月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569人,代表231个地方组织41744名会员。大会选举民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名,候补委员30名。五届一次中委会议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43名,主席是孙起孟。大会推举胡厥文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孙晓村为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民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1月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569名,代表254个地方组织54000多名会员。大会选举民建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65名,候补中委19名。六届一次中委会议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25名。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孙起孟,推举浦洁修为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1997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民建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80名,代表297个地方组织的69452名会员。大会选出民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85名,在七届一次中委会议上选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32名,主席是成思危。大会推举孙起孟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2002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民建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80名,代表86000多名会员。大会选举民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85名。主席是成思危。

浙江民建组织是建国后发展起来的。1950年先在杭州建立筹备组织,1951年成立民建杭州分会,以后又在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等市发展会员,成立地方组织。1955年建立了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省二届是民建中央的派出机构)。1980年正式成立民建浙江省委会。至今已举行了6次省代表大会。俞佐宸当选一届、二届主委,孙延年当选三届、四届主委,程炜当选五届主委,吴国华当选六届主委。全省有10个省辖市组织和1个县级市组织,至2002年底共有会员4354人。

回首往事,在半个世纪革命和建设的风风雨雨中,本会不断取得进步,不断走向成熟,不断有所贡献。由旧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基本以民族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治逐步转变和成长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担负着光荣使命的、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参政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本会积极主动地发挥参政党职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说,本会五十年历史就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历史;就是坚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党亲密合作、风雨同舟,共同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就是在革命与建设中与时俱进,自身不断获得发展与进步的历史。继承和发扬本会优良传统,沿着上述历史道路开拓奋进,这就是本会过去五十多年历程给予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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